冲顶150亿!罗永浩杀入阿里腹地,电商“北雁南飞”

4月23日晚上7点,罗永浩交个朋友直播间在杭州市滨江区互联网小镇开启了首场直播。首秀赢得了开门红——直播间单场销售额达2078万元,全场销量26万多件,观看人数超过624万。

有媒体报道,和外界普遍猜测的老罗仅是将一部分直播业务转到杭州不同,“交个朋友”直播间400余名员工是全员搬迁到杭州的。

而位于北京市朝阳区的仓库样品,也已经在老罗杭城直播首秀之前,便全部打包完毕。

交个朋友官方表示,目前直播间的人手还是远远不够:“计划还需要扩张1倍,员工人数争取达到800多人。”

此前,作为抖音一哥的罗永浩在抖音电商大会上表示,自己是“直播带货的四大天王之一”,去年完成了大概30个亿,今年要把直播电商、代运营、品销合一营销推广、培训业务以及供应链业务加一块,希望完成100到150个亿。

此外,交个朋友还将启动对网红主播的教育培训业务,罗永浩担任名誉校长和培训讲师。

人才扩张,杭州乃兵家必争之地。
而北漂正在南迁,特别是瞄准电商产业集群度较高的地方,则是必然中的必然。
电商配送员、实体零售经营者、互联网大厂“打工人”,他们的下一站造富梦将奔流到武汉、长沙、成都这样的新一线城市,或者涌向更具创新活力的深圳、杭州。
数据显示,大约5年前,北京常住人口2170万,包括800多万外地人。2019年末,后者减少了76万,总人数约为2150万;疫情后,商铺、骑手、车站、中介多方的声音表示,这两项数字变得更少了。
去年多次爆发的疫情,让这些变化发生得愈加明显。
罗永浩只是一个缩影。

北漂不再时髦

北京西南四环边上,有一片棉纺厂改造的产业园,每日优鲜、美团买菜的仓库都设在这里,配送员、拣货员加起来有二三十人。3月下旬的一天下午,距离春运结束已有半个月,还没接到单的骑手们聚在一起聊天,谈到各自回家的所见所感。

与疫情前的春节不同,有几个河北骑手是赶着正月的尾巴回家过年的,刚刚回到北京。就地过年、14天健康监测和来回三次、高达几百元的核酸检测费“劝退”了不少北漂打工人。

冲顶150亿!罗永浩杀入阿里腹地,电商“北雁南飞”

刚出火车站的外地务工人

留京的人也对这座城市感到“疲惫”。风哥坐在送货的小电驴上,戴着黑色帽子遮住眼睛,身体后仰靠在货箱上小憩。固定在后视镜附近的手机显示,他已经接到了5单,不过风哥打算再等等,凑够6单一起送。
每个月前600单,他跑一单5块钱,之后一单6块钱,6单一起跑,一趟能挣36块钱。“会跑(单)的,一个月挣1万多,新人也能挣六七千。”
我和他开玩笑说,我也来应聘骑手。他打量了我一眼说:“两桶水好几十斤,爬6楼,你弄得动吗?”对他们来说,送一包卫生纸和送10桶水,都是一样的价格。
他说:“以前7、8块一单,现在降了。”上个月发工资,同一站点的两个兄弟被扣了1000块,因为两个投诉。
风哥送货的仓库有100多平,上面领导要20多个骑手,但现在只招来10多个,都嫌活累、工资低。风哥觉得这样也好,“人一多,我们就跑不上单了。”
他告诉我,老家县城里也开了新站点,一单4、5块钱,一天能跑300块钱。“把在北京的房租、吃喝消费刨去,和老家差不了多少。”他调侃道,“老家500块钱就能租个不错的屋子,你要跟北京房东说,一个月500块,人家把你打出来”。
坐在旁边的骑手看见我和风哥聊了起来,打趣告诉我,风哥的故事很精彩。风哥瞥了他一眼,冷哼一声,反问道:“精彩?都累到去医院了。”在这份工作之前,风哥送了5年多外卖。
聊到这,风哥接到了第6单,启动了车子。我问。他:“多久能回来?”
他说:“半小时吧。”我诧异,他又说:“这还快?”
离这不远的一家便利店,刚刚开业一年半,老板准备年底关门回老家。投资50万,亏本撤退。
2019年10月,老板租下了写字楼区域的门面,年底装修完才刚刚开业,疫情就来了。员工们都改在家里办公,便利店每天只能卖几百块钱,都不够他一天700块的门面租金。
疫情稳定后,员工们陆续回到格子间,便利店的生意才渐渐有了起色,日流水超过1000元,但老板说还没有赚钱。走访发现,便利店那一片区的办公室,直到现在还有许多没租出去,附近空荡荡的。
现在搬进来的有三四十家公司,大多数公司只有10-20人,他们往往来便利店吃早餐,“两个包子5块钱,不赚钱。”
采访中,老板多次感叹:“如果有两三家超过100人的公司搬进来,那(便利店)就好办了。”
老板是山西人,媳妇是山东的,之前在临沂开了4年火锅店,“有6、7个员工,我也不用去店里,中午晚上都在外面喝酒。”老板现在回忆起来都觉得“那时生活很滋润”。
现在这家便利店,每天早上6点半到晚上8点,都是老板一个人看店,“没时间去给车加油、保养,我出去就得关店。”之前他招过一个女员工,从6:30到15:00,给4000块钱,干了没几天就辞职了。
我问他是怎么想到来北京的。话音刚落,正在理货的他急得跺脚:“哎呀!你可别说了。”他说他就是脑子一热,没有想到结局是这样。他被困在便利店里,全年无休,逢年过节只能把5岁的孩子接来北京,消耗着前几年的积蓄。
“我撤,我一定要撤。”老板说,他不打算再投资创业了,还是回老家给人打工去,起码离家近一点。临走时,他告诉我,望京SOHO附近很多韩餐店原来一年挣几百万,现在倒闭了,因为扛不住1年100万的房租,叫我去那看看去。
晚上,朋友叫我一起去五道口吃饭,前年我们排队2小时的老店,这次我们等了10分钟就进去了。
等位的时候,我看到这样一则新闻推送,标题是“考研名师张雪峰‘逃离北京’,纵有辉煌成就,也抵不过一纸户口”。

房租跌价、旺铺招租,车站附近的餐馆倒闭了

北京西站南广场上,有一个门脸1米多宽的“存包处”。山东大爷和另一个工友两班倒,24小时轮流值守。但今年的生意大不如前,疫情前每天存包能收1000元,现在仅有500元,“挣的钱,只够老板给我们开工资的”。
下午6点,大爷正在吃晚餐,小米粥和一盘西红柿鸡蛋。隔壁大娘水饺的服务员拿来了一些客人吃剩的饼和馒头,好心地问他要不要加个餐。我透过玻璃看到,这家店大概20多张桌子,4桌有人,其中一桌是员工在吃饭。
存包、取包的人少,山东大爷就经常犯困。他见我过来找他聊天,热情地带我去参观:“一个28寸的黑色行李箱和一个大纸箱子,存2天,收50元。2019年,存1天都得好几十块。”
去年年初,大爷的存包处每天仅赚一两百块,后来三五百块。最近几天,生意好时可以赚500块。他喝了一口小米粥,望着外面,小声地说:“今年应该慢慢能好起来吧。”
我站在北京西站南广场一家餐馆门口,透过玻璃,看到“今日已消毒”的日期是两个月前——2021年1月22日,旁边摆放着额温枪、护目镜、洗手液和北京健康宝二维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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隔壁店的老板娘告诉我:“他们撑不下去了,年前就关门了。”那种语气像是在说别人,又像是在说自己。
我走进她家店的时候,正是晚饭点,店里零零散散地坐了3桌,老板娘和一位男店员站在门口喊:“饺子、包子、馄饨、面条、盖饭、炒菜,米饭管饱。”
“不挣钱还赔钱,把老本都赔进去了。”老板娘一边摇头一边说:“从去年开始,店里一天就只能卖800-1000元,最近情况略好一些,能卖一千多,但还是赔钱。”
铁路线大面积取消、旅游团禁止进京、新发地二次疫情、北京倡导就地过年、春节进京前后3次核酸检测……去年以来,短暂但多次的疫情防控措施大大削减了北京西客站的人流量,和火车站广场上的生意。
客人少,她才组织店员在门口招徕生意,甚至想把门面的早餐时间段租出去,但是“没人租,谁进来谁赔钱。”
店里原本有十多个员工,但老板娘没敢让所有员工都回来上班,心里想的是“成本不能再增加了。”员工不在,扫厕所都需要她这个老板来做。
老板娘开这家店已经10多年了,以前一年房租20万,现在100万。“你挣了钱,房东就涨房租。”她望着外面空旷的广场,叹了口气说:“如果今年不行,我们也要滚蛋了。”
在我采访的半小时里,店里只来了一位客人,点了一碗16元的面。
我从西站离开,从“西单”地铁站B口出来,看到的是北京最古老的商场之一——明珠商场,和君太、汉光百货、大悦城仅一街之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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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珠商城5楼歇业的商铺

明珠商场一楼美甲、小饰品的商贩较多,晚上7、8点还很热闹,大多价格是10元3件的小饰品、50元两件的T恤。再往上走两层,陆陆续续就有空商铺进入眼帘,5楼仅只有两三个铺子亮着灯,其他都贴上了“旺铺招商”的通知,附上一个电话号码。
我按通知上的电话打过去咨询,了解到6平米的摊位月租金是1万2,越靠近电梯口的位置越贵。大概7年前,同一间铺子的租金大概是5000块。
 
我问了好几个摊主,得到的回复都是“生意不好”、“不赚钱了”的类似说辞。当我想要深入细聊时,老板们兴趣并不高,我坐在他们一米多宽的摊位处,有些妨碍生意。
 
空置的不止是商铺,出租房情况也一样。
 
宋家庄附近,一间10平米的朝北厅卧(客厅隔断房)空置了2个多月,房东最终2000元/月租了出去,疫情前标价是2500元/月。新住进来的租客是蛋壳事件的受害者,两万多的年付房租打了水漂。
 
朋友上周在将台周边看房,他说:“北漂5年,第一次见到有这么多空房”。往年找房子,都是上一租户前脚搬走,新租户后脚就搬进来。我爱我家数据显示,2020年北京租房交易量同比下滑10.84%,租价告别“只涨不跌”的时代。
 
每次拿外卖时,我都会顺口问一嘴,小哥今年生意好不好。几位外卖小哥都怨声载道:“今年过了饭点就没单了。”
 
有位小哥回忆疫情爆发初期,他同事给山姆会员店送货,几公里远的订单,配送费高达20多块。他们每天开着小面包车送货,订单排到两天后,超时不扣钱,一天能挣2000块。
 
晚上七点钟左右,下班高峰期的电梯上,一骑手外放着和同事的语音聊天消息:“下午真后悔出来了,到现在才跑了100多块钱。”
 
再晚2个小时,南三环某小区旁边的马路上就会有一排休憩的骑手,他们坐在车上,或刷抖音,或听小说,或闭目养神等待下一单。
 
没人确切知道,多少人在疫情期间离开了北京,多少人放弃北上。真实发生的是,北京人流在减少,很多生意变得难以为继。

 常住人口2300万,谁离开?谁留下?

对市场主体而言,基础青壮年劳动力减少,将会导致企业用工成本增大,其负担显而易见,间接将会使部分企业的创新活力受限。那么,该如何理性看待这种人口“外溢”现象?对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而言,是否应及早正视这一趋势?
 
骑手小哥的经历折射着一个群体的选择:离开北京,或许有些不舍,但最优选择还是被动“逃离”。
 
周围的房租就开始涨,从700到1100,一周后再问价,已经涨到了1500元/月。
 
夜里被房主扫地出门,房租大涨,北漂的人们顿时伤了心。有数据统计,清理整顿后的第二年,北京常住外来人口少了29.7万人,是上一年的两倍多。
 
北京大大小小的住宅区里张贴着“抵制群租房”的横幅。
 
北京夜生活胜地三里屯街道,连接着太古里商场的南区和北街,一侧是42号居民楼和原京客隆超市对外出租的店铺,另一侧是同里和3·3大厦的底商。
 
《三联生活周刊》报道,这条短短200米的小街,聚集了廉价酒水餐食,各种青年亚文化元素,以及舶来的时髦之物。最辉煌的时候,42号居民楼“住改商”,7个单元楼里大约有13家餐馆、9家美甲纹身店、7家酒吧和咖啡馆、4家小卖部、2家DVD商店……
 
脏街上有很多凸出来的大门、门廊等外搭建筑,整治改造后,居民楼前面被栽种上了鲜花和绿植。有的店铺转入了完全室内的生意,有的店铺则彻底消失了。
 
2016年至2019年,北京常住外来人口连续下降约62万人;2017年至2019年末,北京常住人口累计减少18.8万人,为2153.6万人。根据《北京城市总体规划(2016-2035年)》,北京将严控新增人口,2020年常住人口控制在2300万以内,并长期稳定在这一水平。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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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源:百度地图慧眼 

爱逛街的朋友告诉我,SKP、朝阳大悦城、蓝色港湾、国贸商城的人依旧很多,香奈儿、爱马仕、LV的店火爆一如既往,喝一杯喜茶、奈雪的茶还是需要排队。
 
这与我在火车站餐馆、骑手、小商户、商店所听来的故事截然不同。
 
隔着一条街的明珠商城和汉光百货、北京君太,一边“旺铺”空荡荡,一边人潮涌动,继续编织帝都的“灯红酒绿”。如同小说《北京折叠》中描述的那样,城市被折叠,人群被分隔,空间与空间之间是几乎不可跨越的障碍。
 
对这一点,曾在北京三里屯附近工作的刘凯深有感触:“每过两三个小时,三里屯就会换一波人。”早晨上班时,街上包子馒头飘香四溢,白天透过写字楼玻璃,随处可见潮男潮女和跑车,再晚一些烧烤、串串的商户出来摆摊,依稀能听见五花肉在铁板上滋啦的声音,夜色更深的时候,这里又变成了酒吧一条街。
 
如今的三里屯,只有在傍晚和夜深时才更有人气,大多是逛街、泡吧的男男女女,少了些许烟火气。
 
近年来,背井离乡的北漂人在逐年减少。一方面是北京造富传奇难以延续,用便利店老板的话说,“如果在北京一年起早贪黑挣8、9万块钱,那还有什么意思呢?”另一方面高昂的房价、纸比金贵的户口和子女教育问题,这些都成为无数北漂人生活里的拦路虎。
 
各种迹象表明,疫情“后遗症”还需要时间慢慢抚平。长远来看,进京难度增加,留京意愿减小,北京未来青壮年劳动力的持续供给有可能会面临挑战。
 
某个周二早晨10点,地铁站乘务员大李刚忙完早高峰,走出地铁口点燃了一支烟。他说,今年比去年好多了,“至少地铁里的人不少,偶尔还要加班两三小时,多赚100块钱”。
 
一位同事最近发现,上班必经的“新华街”上,路边的停车越来越多,去年冬天常常看到30%的车位空着。3月15日以后,进京无需持核酸证明,取消14天健康监测及期间2次核酸检测。
 
“几次核酸要一二百块呢,我也是23号刚来。”正在捡烟头的环卫大姐朝我腼腆地笑了笑。
 
哪些人离开,哪些人留下,没有准确的数字和记录。人来人往,北京不会记得每个人,但有过北漂的人会记得北京。在他们眼前,未来的生活仍然海阔天空。
 
海明威说过:“如果你有幸在年轻时到过巴黎,那么以后不管你去哪里去,它都会跟着你一生一世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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